文/王凡
亲历党和国家领导人专门保健机构从无到有过程的力伯畏，已经离休多年。谈起过去的经历，她说：“那时，组织上交给的工作，我们尽心尽力地去完成了，那个时代的共产党人都是如此。我们亲眼看到年纪如同父辈的首长们，为了党的事业、国家命运殚精竭虑，相比之下，我们做的那点工作又算得了什么呢？”
傅连璋和她开玩笑：“力伯畏，你家可是两代‘御医’呀!”／中央保健委员会的领导是中组部部长安子文、公安部部长罗瑞卿、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、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／医疗保健对象总共93人，是刘少奇亲自签署批准的／看了一场《列宁在1918》的电影，内心却负疚了好几天
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，力伯畏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，被分配到中共中央保健办公室，开始了从事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保健工作的生涯。她这一生涯的开端，也恰是在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保健服务的专门机构创始的阶段。
一个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，如果进大医院当医生，很可能会成为某科的专家，且待遇相当不错。而到政府机关工作，实行的是供给制，连工资都没有。
作为一名党员，力伯畏从入党宣誓的那天起，就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交给党了。什么个人前途呀物质待遇呀，她想都没想，就按照组织的分配，到中央保健办公室去报到了。
当时新中国还没有诞生，中央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就由中央保健办公室负责。主管这方面工作的，是红军时期就担任医务领导工作的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。
中央保健办公室的工作地点在北京城东的弓弦胡同2号，中央军委卫生部也有一部分人在这里办公。和力伯畏同时分配到这个院子里的同学有好几位，但在一起负责中央领导人医疗保健的，就只有她和何惠德两个人。
中央保健办公室和中央军委卫生部的其他单位和人员不发生关系，直接受傅连璋领导。而在力伯畏、何惠德到来前，他几乎是个“光杆司令”。为了保密，或许是为了简便，中央保健办公室对外称傅连璋办公室。
此刻的傅连璋，已是中央军委卫生部的副部长，他的部下也都算是军委卫生部的人，力伯畏、何惠德随即领到了军装。肥大的军装，套在个头矮小、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力伯畏身上，怎么看也不像个“军医官”，以致走到哪里站岗的士兵都不给她敬礼。甚至到了1955年，她被授予了大尉军衔，顶着一杠四星，士兵们依然不情愿给她敬礼。
后来，力伯畏才知道，被分配到这里工作的人，是经过严格挑选的，除了学习成绩好外，还必须是党员。她也知道，党组织对她的家庭情况是相当清楚的。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，有一天，她的直接领导傅连璋和她开起了玩笑：“力伯畏，你家可是两代‘御医’呀!”
傅连璋这样说，是因为力伯畏的祖父力均，曾在清朝末期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看过病；而她又加入了为新中国中央领导人服务的医疗保健队伍。
力伯畏到中央军委卫生部报到后，中央保健委员会就成立了，这个机构同时还有一块牌子，叫“中央军委保健委员会”。当然，两块牌子一块也没有公开挂出来过。
此时，中央人民政府已经成立，除了原来党的系统外，政府的各个部委也健全了。这个一班人马、两块牌子的委员会，就改为由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4个部门多头管理。中共中央组织部、公安部、卫生部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各出一位领导人挂名：组织部是部长安子文、公安部是部长罗瑞卿、中央办公厅是主任杨尚昆、卫生部是副部长傅连璋。相关的事情分别向四人请示汇报。
中央保健委员会成立时，医疗保健对象总共93人，这个名单是由傅连璋在一份报告中开列的，包括：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委员，其中那些在外地工作的只要一到北京，就由中央保健委员会管；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前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、全国政协副主席、政务院副总理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、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；团中央书记等。报告拟好后，交中央审批，后由刘少奇亲自签署批准。
虽说有“中央保健委员会”、“中央军委保健委员会”两块大大的牌子，但真正从事中央党政军领导人医疗保健工作的，就是由傅连璋亲自带领的那么几个人。
傅连璋是最早从事党的领导人医疗保健工作的老资格。1927年，由于及时治疗，他保住了陈赓的一条腿；1929年，他就为毛泽东做过全面体检。力伯畏说：“我们一参加工作就跟着他，耳濡目染的都是他如何把中央领导人的健康放在首位，如何对党交付的事业全身心的投入。随着时间的延续，第一代保健工作者们的嘉言懿行，给了我们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当时，我们想的也很简单，就是比照他们高尚的精神境界和品格，塑造我们自己的人生。”
弓弦胡同2号，是个里面套着许多小院的大院。力伯畏她们的办公地点在一个小院子里，而更里面的一个小院子，是傅连璋的办公室兼寓所。因此，傅连璋的工作和生活，就在她们的眼皮底下。
军委卫生部的上班时间是早上8点，但傅连璋要求力伯畏她们7点就必须到。下班时间是下午5点，可傅连璋下班没有点，力伯畏她们只能在他下班时才能回家。因此，每天回到她在弓弦胡同对面崔府夹道的单身宿舍时，总是夜过三更。
两个女军人，常常在夜里两点钟左右才骑车回家，连警察都认识她们了。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后来她们结婚、生子。工作时间如此之长，力伯畏她们确实感觉疲倦得不行。而傅连璋已是55岁的年龄了，也是这样，力伯畏这些年轻人就没什么话好说了。她们之所以能长期坚持，是傅连璋以身作则的榜样激励。
力伯畏说，她最初对此并不适应。譬如，机关里每周都有电影，身为年轻知识分子的她是喜欢看电影的，但总因为工作或值班看不成。
有一次，机关放映《列宁在1918》，记述的是革命导师的一段生涯，力伯畏觉得这回有理由提要求了，就找傅连璋说要看。他这次虽开了绿灯，可力伯畏在看电影的过程中，心里却罩上了一重惴惴不安。
原来，那时傅连璋夫人正处在临产期，傅连璋让力伯畏准备一个产包，所以几天来她一直关注着此事。电影一结束，她赶紧往傅连璋住的院子跑，看有没有动静。可到那里时，孩子已出生了。她为自己最终还是没帮上忙而深感内疚。
连看一场电影都这么费劲，其他娱乐就更免谈了。军队干部有休假时间，但力伯畏她们总处于满负荷的工作状态，始终也没有享受到这一待遇。
力伯畏和傅连璋去的第一位首长家，是李克农的家／去陈云家里探视，多是在他中午吃饭的时候／到早了，就和警卫员一起在外面房间坐等首长醒来按铃／副部长贺诚说：保健办公室的人还是从北京调好／医疗保健工作人员微薄的津贴，又都还原于公务消费了
对新到的工作人员，傅连璋都要亲自带一带。力伯畏第一次去的每位首长家，都是由傅连璋带领着打招呼作交代。之后，除非特殊情况，正常的探视和医疗保健护理，就由力伯畏她们自己去了。
力伯畏跟傅连璋去的第一位首长家，就是中央社会部负责人、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家。当时，李克农家也在弓弦胡同内，中央保健办公室在2号，他家在7号，是在一条胡同的两头。那天到时已经临近中午了，介绍交代完毕后，就到了12点半。李克农说：“到这会儿了，在我家吃饭吧。”力伯畏想我们是到首长家工作的，哪能在首长家吃饭呢，再说此前从未在首长家吃过饭，紧张得要命。但李克农对力伯畏就像对自家的孩子，让她得到一种回到家里一样温暖的感觉。当时，一些年纪稍大的首长，年龄和力伯畏这些刚从事医疗保健工作的医务人员的父辈相仿。渐渐地，她们感觉到为首长服务就像在为自己的长辈服务一样，关系很快就自然和融洽起来。
在力伯畏参加工作初期，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数处在年富力强的年龄，身体状况都还不错，主要是一般性的家访，每周探看一次。只有少数年纪稍长或患有一些慢性病症的首长，天天要去。
天天要去的首长家，去的时间是一定的：要么在早晨首长刚起床还没开始工作时；要么在首长吃午饭和午休中间；再有就是在晚上他们工作完毕之际。
早晨去，通常是在首长快要起床的时候。力伯畏她们就和警卫员一起，在外面的房间坐等。首长醒了一按铃，他们就赶紧进去，给首长量血压、打针等。
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、政务院副总理陈云，是力伯畏负责的保健对象之一。根据陈云的习惯，她多是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到他家探视。陈云每天都称体重，并把记录放在磅秤的旁边。力伯畏到他家后，就在吃饭的房间门口晃一下。陈云吃饭总是脸对着门口，如果有问题需要大夫检查诊治，看到她来了，就把她招呼进屋；要是身体情况正常，她也就不在这里逗留，而直接去下一位首长家。
由于每天要到多位首长家，中央保健办公室的医务工作者要学的一项基本功，就是骑自行车。当时，自行车是最便捷的交通工具。因此，到保健办工作的人，都得学骑自行车。为了尽快掌握这一本领，有的人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。好在力伯畏、何惠德等早在读书搞学运期间就骑着自行车满城跑，就少了一番摔打。
当时的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、新中国成立后的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几次发感慨地说：“保健办公室的医务人员还是从北京调的好，都会骑自行车，路也熟悉。从南方和其他地方调来的就不会骑，还得现学，多了一重麻烦。”
但骑自行车又引出了许多新问题。当时，实行供给制，许多办公用品由机关配备。但由于制度不够完善，许多新遇到的问题，或只涉及少数人的问题，就没有写入规定，有关方面也就不好照章办事。
力伯畏个子小，骑不了公家配备的车，只好骑自己读书时的26英寸矮车。骑自家的车，给公家省了购车的开销，却给自己引来一系列的问题和负担。力伯畏骑的是自家的车，尽管整天用于工作，捐税、存车费也得自己掏；车子有了毛病修理，公家也不管了。
另外，在外奔波，难免碰上雨雪天气，机关的交通员，单位里就给配了雨衣、雨靴。可力伯畏她们天天出诊，奔波的频繁和持久绝不低于交通员，但只能享受普通医生的同等待遇，要用，就得自己购买。
在实行供给制的情况下，公家除了按规定供给你必须的用品外，只发给个人很少的一点津贴，而力伯畏她们那点微薄的津贴，又都还原于公务消费了。
（未完待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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