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亮离休八年后突然接到叶帅电话让他进京述职，张锐一番话让人感慨万千！
1971年12月的一天傍晚，南京城的梧桐叶被寒风卷起。中山陵八号楼里，61岁的唐亮正翻着军政大学寄来的教材目录，电话铃忽然刺破寂静。听筒那头，叶剑英语气干脆：“中央要你来京述职，三天后动身。”短短一句，再无寒暄。
消息一出，屋里灯光仿佛亮了一度。张锐放下茶杯，忍不住低声嘀咕：“你都离休八年了，身体能行吗？”唐亮只是抹了抹眼镜，回答很轻：“任务来了，咱得去。”
回看这位老政委的履历，曲折得像长江入海口的水道。1949年4月23日，渡江战役的炮火刚刚平息，他就和刘伯承、粟裕一同接管南京。那是座刚换旗的古都，国民党特务潜伏其间，谣言四起，致命阴谋潜滋暗长。军管会成立第六天，唐亮搬进于右任空置的旧宅，第一件事不是安顿生活，而是把院子里缴获的字画、古玩一一登记封存。他告诉身边人：“公家之物，留下一寸都不合规矩。”
当天夜里，便有人匿名投送恐吓信，扬言要“炸掉军管会”。唐亮看完，交给保卫处，只留一句话：“照章办，依法来。”数日后，数名潜伏分子落网，南京街头的流言也随之静默。严谨不苟的处事风格，让这位来自红军年代的政治工作老手，在雨花台下赢得了“唐阎王”的绰号。
和平建设时期，他的舞台换到了华东军区。陈毅任第一书记，粟裕为第二书记，他居第三席，抓人事、抓政工，更关注经费。有人抱怨他的签字慢，他却坚持“先审后批”，常说：“一滴公款，都是流血换来的。”这种近乎苛刻的态度，挡住了不少“以批代审”的便宜事，也得罪了急功近利者。
1954年，他作为代表进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。那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制定的关键时刻，席间他提出，军队预算公开透明，“不贪、不腐、不抗上、不压下”应写进条例。会场里掌声不多，却很实在。次年军队整编，他与许世友搭档南北奔走，为组建陆、海、空、炮、装甲几大兵种往返筛人。许世友脾气火爆，唐亮温言周旋，冲突在桌边就化解。有人感慨：“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部队上下服气。”
没想到的是，高强度的工作让他终于倒下。1963年秋，唐亮咳嗽带血，医院诊断为肺疾复发。他手写长信递给时任总政副主任的肖华，请求离开岗位。12月，组织同意其离休。对外公告用的是“休养”；在内部，老战友都知道，这位老红军是真的被病痛击垮了。
离休并未让他远离军政事务。他住在南京近郊，清晨晨练后读文件成了习惯，午后批改从部队寄来的思想教育材料。有时遇到新晋政工干部来求教，他总能一口气谈上半天：谈遵义会议的教训，谈解放南京的细节，也谈纪律二字为何等同生命。
八年过去，局势风云再变。1971年，军队内部亟须一位熟悉政治工作又稳健持重的老同志坐镇教育系统。叶剑英与周总理商量，点到了唐亮的名字。夜行的列车从南京驶向北京，车厢里灯光昏黄。张锐叮嘱他：“到了那儿，别逞强。”他微笑点头，袖子里却紧握着那本被翻旧的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口袋书。
1972年1月3日，他按时出现在西郊军政大学的礼堂。简短自我介绍后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我离队多年，但‘听党指挥’四字，没生过锈。”从此，课堂多了一位讲话不带讲稿、动辄举淮北根据地往事为例的老先生。新任学员多是“六〇后”，对战争岁月缺乏直观体验，他就带他们做拉练，夜宿操场，亲自示范如何在雨夜写思想日记。
有意思的是，他对教材照改不误却倡导课堂争论：“理论不是背诵，是琢磨。”学生们质疑抗美援朝时期“轮战制”的必要性，他拿出当年的通电、批示，还原前线后方力量分配的脉络。碰上观念僵化的青年军官，他干脆丢出一道问句：“如果你是1950年的连长，换防三个月就撤，在战壕里最需要什么？”提问声里，有人脱口：“需要理解。”他满意地点头。
1977年，军政大学调整为数个分院。唐亮自请出任政治学院院长，专抓老兵转业、士兵考学、基层干部轮训三件事。很多人劝他保留政委的职务更体面，他摆摆手：“成建制打仗得靠年轻人，我去给他们打打灯。”
岁月难免雕刻痕迹。1986年11月20日，唐亮病逝于北京，终年七十六岁。治丧名单发到南京时，那座曾被他“铁面”治理的城市，老百姓自发前来悼念。有人回忆，唐政委走访时常提一句：“别怕我，也别糊弄我。”短短十二字，概括了他一生的行事准则——既无畏惧，也不迁就；能躬身而行，更懂止于规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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