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9年陈璧君去世时写信嘱咐子女，叮嘱他们务必铭记报答国家恩情的重要责任
1959年6月15日的上海阴雨绵密，提篮桥监狱病房里，68岁的陈璧君执笔给海外子女写下最后一封信。信纸被药水味浸出淡淡涡纹，她写道：“盼诸儿回归祖国，加倍努力，报答人民政府挽救我之深厚恩情。”短短数行，透出与十余年前判若两人的口气。
倒回到1945年秋天，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信息刚传遍大街小巷，国民政府旋即启动“清乡”式搜捕。曾自诩“汪府第一夫人”的陈璧君，在广州落网。军统人员利用她必须到医院接受治疗的机会，设计将其护送至南京。11月14日，押送列车抵达下关码头，警车直接驶入国民党看守所。彼时，她仍昂首阔步，要求让贴身女佣同行、房门不得上锁，还对一名口称“陈犯”的看守厉声叱责：“谁准你直呼其名？”场面一度尴尬，看守所所长徐文祺只得改称“汪夫人”，并向上级请示后才同意她的诸多要求。
1946年春，汉奸审判风声水起。苏州高等法院临时大礼堂外挤满旁听者。开庭那天，陈璧君身着暗绿色旗袍，珍珠胸针依旧耀眼。面对检察官列举的二十余项罪状，她冷笑回应：“君昏臣庸，误我中华。”一句话掀起哄堂笑声，审判长连忙敲槌维持秩序。最终，她被判无期徒刑并没收全部财产。判决送达后，她抿嘴不语，既不承认也不上诉，权当对外界的冷眼嘲笑不屑一顾。
3年后形势突变。解放军渡江，上海易帜，监狱随之更换旗帜。1949年冬夜，她坐着解放牌卡车，伴随零落雪花被送进提篮桥。换岗的武警战士帮她提包、铺床，临出门还说了句“请休息”。这份客气让她一时无言。新中国对战犯实行“坦白、检举、立功、改造”方针，年老病弱者还可申请医疗看护。陈璧君身体状况欠佳，很快住进监狱医务室。新来的女医生每天按时量血压、换药，偶尔轻声提醒：“别再抽烟了，对心脏不好。”她并未立即动摇，却明显收敛了往日的凌厉。
1951年6月，管教干部递给她一本新日记本，“需要写一份自述，谈谈过去，也谈谈现在。”她连续写了整整十日，两万余字，既回忆早年追随孙中山奔走檀香山的激情，也记录与汪精卫同赴东京密谋受挫的波折，却对战时卖身投敌轻描淡写。管教并未急于批驳，只在旁边注明：“事实与己见并列，请继续反思。”这行小楷，让她第一次意识到，摆在眼前的不仅是牢门，更是另一种评判坐标。
时间推到1955年夏。沪西华山医院的病房窗外，梧桐叶被热风烘得卷边。例行体检后，她弯身取药，忽然向护士低声询问：“能否让我看一看报纸？”当晚，她在手术灯下填补近期思想汇报，其间写下“只有共产党才会如此推行人道主义监狱”。句子带着僵硬却难掩真实。管教阅后并未公开表扬，只把病历加上“病情稳定，可返监内休养”字样。
又过4年，陈璧君的双腿已经浮肿，走路需搀扶。6月16日深夜，她让护士取来信纸，再次提笔，语气不再犀利，只求子女“认清大势，切莫执迷”。写毕，她用力按下名字，墨迹却被汗水洇开。翌日凌晨，心脏骤停，无力回天。监狱为其穿上朴素列宁装，未置丝缎陪葬。几周后，亲属遵嘱将骨灰带到香港附近海面撒入潮汐。
把陈璧君一生按时间摊平，从孙中山大元帅府的红顶，走到提篮桥医务室的白墙，跨度恰是近现代中国最跌宕的岁月。她早年的革命履历，无足以抵销后半生的汉奸烙印；她晚年的态度转圜，也无法改变法律结论。但一个细节值得玩味：在临终那张薄薄信纸上，“报答”与“祖国”两个词被重重加黑。这或许说明，制度差异与时代洪流，终究能让最顽固的意志出现裂缝。残局落定，人与事只余冰冷案卷；而1945到1959这段曲线，却为后人留下看见取舍与代价的坐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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